研讨主题：新保险法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和规范。
主持人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法规部主任、中国保险学会理事杨华柏
参与讨论交流的嘉宾：
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风险管理部、法律合规部总经理李祝用；
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梁鹏；
中国人寿保险（集团）公司战略规划部总经理曹伟清；
南开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、博士生导师朱铭来；
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保险系讲师张俊岩；
河北经贸大学副教授冯文丽；
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人身保险监管部张遥。
主要问题及观点如下：
一、投保人、被保险人的重大过失导致保险人负责的情况中，如何定位重大过失？
李祝用：重大过失的概念不是保险行业特有的概念。从一般法学上理解，是民法的概念，民法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人的主观心理状态，过失又包括重大过失和轻微过失，重大过失从民法的概念讲，很难有个标准，要根据不同的情境来分析，保险行业也是这样。一个基本的衡量标准是，按照一个正常的人，正常的道理，应该能够做得到的，但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，就可以视为重大过失。
杨华柏：稍微有点不同看法。所谓过失，在法律中的含义，是你应该知道的没有知道，你应该去做的没有做到，和故意是区别的，故意是明知的。重大过失表示程度上的区别，一般的过失是以普通人为标准。重大过失则是指比普通人的过失更为严重，过失程度更大，但具体要量化到什么程度，成文法永远是解释不清楚的，需要个案来认定。
二、新保险法对追偿的规定中，以前的过错，现在改为故意和重大过失，其实也是做了一个一般过失到重大过失的修改。有这样一个案例，入了盗抢险的一辆车，通常停在小区收费的停车场，但因为小区是在闹市区，实际上车是停在路边的，停车费按月交付，车主把停车票放在车上，车丢了，票也丢了。丢了票，保险公司再去向停车场追偿的话，就涉及到如何证明这部车在这里签订了相关保管的合同。当时考虑到法条的规定，车主的这种过失造成保险公司追偿没法进行，公司就做了一部分赔偿扣减。在新保险法看来，车主这个过失符合重大过失的规定吗？
李祝用： 过失可能够得上，重大过失，够不上。把票据放在车上很正常。要求把票随时带在身上，保管好不要丢，这不是个正常的要求。如果是过失，按照老的规定，可能可以扣减一部分，但是按照新的法规，够不上重大过失。这属于法官自由裁量范围之内的事情。很明显的可以区别，不很明显的，不同法官或个人会有不同理解。
朱铭来：有一个案例，也是关于盗抢险的，但涉及到职务侵占。是一辆车被其下属员工开走，结果丢失。盗抢险一般要求有明显的盗抢痕迹，这次是下属员工开走的车，报案时是按职务侵占报的案，结果保险公司以此为由，认为此事不属于盗窃和抢劫的范畴。我认为，如果站在法学的角度，职务侵占不同于盗抢，确实是不同的范畴，是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。这里，重大过失要细化定义非常困难。但要归根到保险的本质，诸如此类的案件，保险公司为了一、两个个别的案件拒赔了，且此中并不存在道德风险，恶意，这样，保险公司在名声上的损失要比赔出去的一两万块钱多，所以，掌握法律尺度的时候，只要投保人、被保险人不存在恶意、道德风险，保险公司应该从宽处理。
三、现在的健康险发展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？是核保核赔控制方面的，还是精算方面或是政策方面的？
冯文丽：健康险方面，对于保险公司来说，最大难题是医院与被保险人的共谋，如病人出院时突击开药，医生也有听说病人有医保，给予小病大治的情况。造成保险公司不必要的负担。
四、保险法的修改会造成全行业赔付率成本的增加，寿险挑战更大。对保险人合理利益的维护，有何建议？
冯文丽：从长远来看，保险法就应该这样修改。虽然保险公司已经习惯了原来的保险法，习惯了在法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去经营。现在法律作了一些科学的修改，从长期看，必须做这样的修改，短期来看，的确触及到了保险公司的利益，但是为了保险业更加健康的发展，这种阵痛还是必要的。保险公司应该通过谨慎核保来降低经营风险和逆选择。保险公司的许多风险是核保方面的失误造成的，在一些经营细节上也要注意，比如保单代签名问题，代理人善意提醒一下代签名合同无效，则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肯定都会亲笔签名的。
梁鹏：保险法修订绝大多数地方还是正确的，虽然有一些地方确实是矫枉过正了。一、新保险法做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规定，是因为整个保险业的气候造成的，应该从保险业本身着手，建立诚信的业务。二、新保险法已经是这样规定，没法动了。但是，我们的保险合同法，总共不到70条，跟国外保险合同法的详细程度规定不能比，是很粗略的，在这样的法律规定之外，保险公司还有很大的权力去约定，可以通过约定的办法去保护自己。三、通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去保护保险公司利益。如不可抗辩条款，是直接从台湾拿过来的，但是，台湾本身对此也是有很多争议的，比如不可抗辩条款是不是适用于财产保险，还比如，投保人当初就是恶意欺骗，过两年，这种恶意的难道就成不可变更的合同了吗？从美国的保险法来看，对于一些重大的，特别重大的欺骗是不适用不可抗辩条款的，所以说，法律的规定并不是完善的，保险业应该积极推动法官去发现这些不完善之处，判决案件时，把这些缺陷因素考虑进去，推动法律的完善，去弥补保险法规定的不合理的，对保险公司规定不利的地方。
张遥：从整个保险业来说，不可抗辩条款的引入会引起赔付率的增加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原来保险公司对于代理人的管控，对代理人的约束、培训还不够到位。引入不可抗辩条款以后，保险公司最担心是代理人伙同消费者一起来欺骗保险公司，这可能会引起赔付率大幅度增加，这就要求保险公司进一步加强对销售队伍和代理机构的管控力度，加强核保。第二个方面，这次引入不可抗辩条款，是对消费者利益很好的保护。
五、从客户角度来看，买保险就是消除部分不确定性，但是保险法下能否获得赔偿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，法院判决的不确定性太大了，由此降低了购买保险的必要性，各位专家怎么看？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法律规范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，如何让保险营销员解释清楚这种复杂的不确定性？
李祝用：要从保险的功能说起，如荷兰的保险合同法修改时，其中有一点就是要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功能，这是其立法的出发点，不是为了保险业健康发展，也不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利益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就是要尽量维持合同的效力，不要使合同无效。这应该是一个方向，立法里面要有所体现。我们这次修改保险法，没有这么讲，但内在基本的精神是一致的，包括不可抗辩条款，也是在维持合同效力的稳定性，保障其社会功能。这应该是个长期的过程，法制建设也是个逐步完善的过程，这应该是个方向。
六、考虑到信用保险的特殊性，信用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种，但是信用保险的标的和普通财产保险完全不一样，它保的是合同债权，债权本身就有债权债务，如果债权人把债权转让给新的第三方的话，对于回收应收账款是非常不利的，立法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？第二，现在49条，保险法有关于保险人权利平衡的条款，保险人可以事后主张因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来解除合同，而这样的规定大大增加了保险人的成本，举证起来也非常困难，对于保险公司来说，不会轻易解除合同，解除合同就会失掉一个客户，增加保费又难以收上去，又容易引起客户的反感，这样就大大增加了保险人的负担。其他国家有区分保险标的种类的，比如，区分动产或者不动产，我们现在信用保险所保的合同债权就属于其他财产权利，随着以后我国保险产品的创新，还会有抵押贷款证券一类的其他财产权利作为保险标的，现在49条是不是没有考虑那么多内涵？
杨华柏：首先，这个立法例是符合国际上的立法例的，跟日本的，德国的基本一致，第二，我们的立法没有专门把信用保险拿出来讨论，但仍然适用于信用保险，因为有个最基本的规定，如果危险程度明显增加，必须去重新申请。危险程度是否明显增加，必须有客观的标准，不是单方面来衡量的。信用合同包括以后的保证合同，也是一类性质的，危险程度增加了，就应该申请。现代社会生活更加注重合同的持续性，商业的稳定性，交易的可靠性，这样的规定是符合国际上的趋势的，对信用保险也适合。
七、关于不定值保险，以机动车辆险为例，保险公司要求按重置价值来确定保险金额，理由是部分损失不按比例赔偿，这样，是不是一开始，这个保单就出现了超额保险问题，应该怎样去操作和理解？过去保险公司是以签好保险单作为同意承保的标志，现在是只要同意就行，现在怎样情况下，才能认为保险公司就是同意了呢？
李祝用：不定值保险问题从技术上说很难解决，比如不按重置价值保，只按实际价值保也可以，但换件的时候，就要换旧的件，不好找到相称的旧配件，国外的市场发达，换半新的件，差不多的件就可以，而我们都是换新件。全损毕竟还是少数，知道这样不合理，但是实务中操作只能这么做。如果可以通过精算的角度，调节费率能做到最好。如果真的打这样的官司，也只能是个案处理。现在没有好的办法。关于保险合同生效的法律规定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，只要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了，保险合同就成立，原来签发保险单并不是合同生效的要件，是合同成立后，保险人有义务提供保险单，只不过现在加了个可以附条件，附期限，签完后也可以不成立，比如须以交保费为成立条件。
杨华柏：以对合同条款达成一致才算同意。与以前没有实质变化。
朱铭来：关于不定值保险，绝大部分情况下的损失是部分损失，因为涉及换件要换新的问题，所以就采取了目前的办法。而矛盾的焦点在于全部损失的时候，比如说盗抢，其他全损的情况，盗抢实际上是可以单列的。未来，如果在投保期间，标的价值发生了变化，从保险精算的角度，是不是可以考虑部分退费。